西华师大校友总会

人物专访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校友风采 > 人物专访 > 正文

优秀校友系列报道——陈勇

发布日期:2019-10-22 浏览量:

虚怀若谷载桃李  春风化雨忆师恩

——记历史文化学院82级校友陈勇 

人物简介:

陈勇,1964年生,四川巴中人。1986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(现西华师范大学),获历史学学士学位。1989~199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,先后获历史学硕士(1992年)、博士学位(1995年)。曾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,江南大学客座教授。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,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博士后合作导师,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学科点负责人,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,上海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,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理事,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“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”学术委员。2001年以“王宽诚学术讲座学者”的身份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、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作访问讲学。近年来多次赴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新亚研究所、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、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进行学术交流。

主要从事隋唐史、民国学术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,出版有《钱穆传》(人民出版社2001)、《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)、《国学宗师钱穆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)、《钱穆与20世纪中国史学》(九州出版社2017)等著作,主编《民国史家与史学》《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》《国史纲要》等书,在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国史研究》《史学理论研究》《史学史研究》等杂志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。近年来,主持和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、科技部软科学项目多项。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、四川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上海大学教学名师奖等奖项。

 

一头清爽整洁的黑色短发,一双平静而蕴含光芒的眼睛,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色无框眼镜,身着一件简单纯色衬衫……或许传统意义上的学史之人总是给人以谨慎谦逊、不苟言笑的印象,亦或是在学术以及教育领域的颇高成就,陈勇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之外,还让我产生了一种难以亲近的严肃感。但在后来的采访与接触中,我才渐渐感受到陈勇教授沉静似水的外表下那温润如玉的性格,听着他在平和的语调中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,我不禁想到一个词:如沐春风。

 

与史结缘  学史有得

从读书到工作,从一个普通历史系学生到一位为人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授,再漫长的时光也不曾改变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历史求学者身份。他与史学的缘分,似乎是在冥冥之中注定的。陈勇出生于川北巴中,属大巴山区,这里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,如川剧中的《蒲道玄斩巴蛇》《赵琼瑶四下河南》《太子贬巴州》等等;同时这里又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,流传着许多红军浴血奋战的故事,这些故事开启了少年陈勇对历史的兴趣大门。陈勇高中时各门功课中数历史最好,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,“当时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名中学历史教师,给学生讲历史故事。后来这一想法得到实现,当历史老师成为了我终身的志业,只不过由中学进入了大学。”1982年高考结束后,陈勇填报第一志愿的专业均是历史系,“学历史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兴趣,与目前学生在大学成绩不够理想,被迫分到历史系学习大不相同。”很幸运,他被南充师范学院(现西华师范大学)历史系录取,开启了真正触摸历史的旅程!

培根曾说过“读史使人明智”,陈勇在多年的历史学习与研讨中有许多对历史的领悟与理解。他说历史学有求真、致用两大功能,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实,这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,但历史研究决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,还应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于现实。立足现实,关心现实,强调史学通今致用,为现实服务,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从司马迁“述往事,思来者”,“通古今之变”,司马光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,到顾炎武“引古筹今”,章学诚“史学所以经世”,无不体现着历史学家着笔于往古,立足于当今的治史旨趣。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,过去的历史虽已过去,但它并没有真正死亡,它往往以各种形式遗存在于当今的现实社会中,很多现实问题都可以从过往的历史积淀中寻找到它的发展脉络,总结过往历史的经验教训,可为现实的变革提供历史的借鉴。所以,历史研究不应与社会现实分疆划立,应从现时代中找问题,从过去时代中找答案,要体认时代社会的脉动,把握活的时代精神。

 

师恩似海  桃李天下

谈起大学的记忆,陈教授印象最深的还是历史系当时的各位任课老师。贾问津、吴景贤、李耀仙、赵吕甫等众多老师给了大学时代的陈勇深深的影响。

南充师范学院历来名师云集,历史系也不例外,伍非百、孙次舟、吴景贤在民国时期就名播学界。陈勇仍记得上世纪80年代学校的师资力量是如此雄厚,比如教先秦史的李耀仙老师、姚政老师;教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刘静夫老师、龙显昭老师;教隋唐史的赵吕甫老师,教宋史的柯昌基老师,教明清史的阮明道老师。当时历史系的师资力量以中国古代史为最强,古代史每一断代皆有名师任教。他们皆学有专攻,著述有成,在国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。“可以说,上世界80年代是师院历史系的鼎盛时期,最值得回顾和追忆。”遥想当年,老师们豪情万丈,提出了“冲出四川,问鼎中原”的豪迈口号,“我想这是我们当年在校每一个学生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,事实上那时的老师也是担当得起这一称誉的。”

三尺讲台,十里桃李。陈勇后来也如同他的老师一样,站在大学的讲台上,传递着知识与信仰。陈勇在教学领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,他说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,首先自己要有广博的知识,俗话说,要给别人一碗水,自己要有一桶水。中国历史头绪纷繁,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完自己要讲述的内容,就必须在上课前将各种材料加以理解消化和融会贯通,定其取舍,斟酌详略。二是讲述清楚,重点突出。“我进入大学任教以来,一直在从事中国通史课的教学。讲通史既不能面面俱到,平铺述说,又不能讲成专题式,它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,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。所以,我在讲授中国通史课时,既着眼于大处,从宏观层面将历史线索讲授清楚,又从微观层面作重点讲述,突出重点。”三是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。例如在讲述战国时期儒家两位杰出代表孟子、荀子的思想时,告诉学生,孟子、荀子都自称是仲尼之徒,儒家思想的捍卫者,然而两人的思想取向却截然不同,他们既然是同一学派中人,同奉一个宗师孔子,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思想取向呢?“我提出这些问题后,要同学们思考,然后再抽一些同学起来回答,发表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。最后由我来评讲,作归纳总结。我在教授中国通史课时,常常采用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,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”陈教授如是说。

 

结缘钱学  获益匪浅

陈勇主要从事隋唐史、民国学术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,目前关注的重心是钱穆的学术思想。当我们谈及钱穆先生的相关问题时,陈教授表现出了超高的兴致,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。

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,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。他治学广博,涉及到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佛学、理学、清学等众多领域,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然而近代以来,中国一直处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强力冲击和笼罩之下,钱穆的治学理论和方法与当时主流学派的观点不甚合拍,长期受到冷遇和排斥而处于边缘。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,寓居港台,由于海峡两岸的隔膜,以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,人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成就缺乏一个应有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,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和不断升温,钱穆研究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。1989年,陈勇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,就开始接触钱穆的著作。从1994年在《中国文化研究》春之卷上发表第一篇研究文章《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》算起,迄今已有23年了。在这20多年里,他撰写了《钱穆传》《国学宗师钱穆》两部学术传记,出版了《钱穆与20世纪中国史学》一书,发表了30多篇研究文章,还应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(CCTV-4)“天涯共此时”节目的邀请,作《跨越海峡的大师——钱穆》一访谈,在上海复兴论坛、南方周末主办的“大学国学周”做“文化神州系一身——钱穆的人生历程和思想世界”、“无中生有的志业——钱穆与新亚书院”等演讲。陈勇在访谈中说他对钱穆研究的兴趣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:

其一,钱穆是从中国乡村中崛起来的学术大师,他在中国乡村中苦思冥索,孤寒奋起,最终站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上。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、不寻常的人生经历、独特的成功之路,铸就了他那不平凡的学术人生。其二,钱穆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大师,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巨擘。有人称他为“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”,他的学生严耕望把他与陈寅恪、陈垣、吕思勉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。其三,钱穆是学贯四部的国学大师。钱穆以史学成名,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,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,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,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“通儒”。其四,钱穆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。他一生都在为中国文化而战,为守卫中国的文化而战,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,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。其五,钱穆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。他自18岁时初登杏坛,由教小学,而中学,而大学,直到92岁告别讲坛,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多年。特别是1949年后他在香江兴学,在“手空空,无一物”的艰难困苦下,兴发“千斤担子两肩挑”的豪情,创办新亚书院,提倡人文教育,为港台地区培养了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。

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星空中,曾经产生了不少闪烁一时的耀眼星星。在斗转星移间,这些人却转瞬即逝,难觅踪影,然而钱穆却随时代的推移“充实而有光辉”。陈勇说:“当我们走进钱穆的世界时,我们追寻的不仅仅是他在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,我们更多的是在20世纪文化倾圯、国魂飘失之时,他在人格力量支撑下为中国文化呐喊的那颗活泼跳动的心,以及他为中国学术文化延续命脉的真精神。”

 

春风化雨  良师益友

“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”。教师不止教书,还在于“育人”。

关于读书之法,陈勇指出学生读书首先要“博”,既要有广博的知识,遍观群书后,还贵能从大处用心,进行归纳会通,由“博”返“专”。要在“博”的基础上“专”,“通”的基础上“专”,才能提得高,“专”得有水平。要有通贯、整体的学术眼光,试想一下,一个研究隋唐史的人,上不通魏晋,下不知宋元,这怎么行?他强调读书为学不能与时代分疆划立,要有现实关怀,有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,不能光为读书而读书,为学问而学问。

关于治学与为人,陈勇强调应两途并重。他以西华师大的校歌为例做了一番解释:“我在南充读书时,当时还没有校歌。”现在的校歌是龙显昭等老师作词的,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“众学子,来四方,进德修业当自强”。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存在两个弊端,一是唯能力论,只注重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;二是唯知识论,追求为知识而求知识,为学问而求学问。这两大弊端的共同之处,就是忽略了道德品行的教育和人格的培养。校歌把进德与修业并提,强调为学与做人并重,二者相较,进德、做人更为重要。当今的社会,不少人在学术与人格、道德上是分裂的,所以“进德修业当自强”这一教育理念在当下应得到特别的凸显和提倡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自1997年离开母校,迄今已有整整20年了,陈勇常常心怀无限的感念。“饮水思源,母校、老师的恩情我从未忘记!”他也衷心地祝福母校在一代一代师大人的奋斗与努力下,续放光芒!